图书版权代理状况调查

作者：鲍红┊14979字节┊阅读：60次┊评论：0条┊ 关键词： 图书 版权代理

[关键词]：图书 版权代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，版权产业正成为一个增长潜力巨大的产业，蕴藏着无限商机。而版权代理作为促进知识传播、实现文明共享的重要手段，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。 在我国，国家版权局批准的有27家版权代理公司（以下简称版代），除了3家影视代理、2家音像代理外，其余主要代理图书版权。在近年来图书版权引进的热潮中，一些民营工作室也参与其中，同时活跃的还有一批国外出版公司的国内联络人员。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呢？ 国有版代：横向联合 在22家图书版权代理公司中，记者重点调查了中华、北京、上海、广西万达四家，以期由此窥豹一斑。 最资深的当属成立于1988年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，它也是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版权代理机构，实际是享受国家财政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。许多省市也多有自己的版权代理公司，它们多在当地新闻出版局（版权局）名下，代理当地与国外的版权业务，经营好的也向周边与全国拓展业务。上海版代1993年成立时便以企业注册，是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单位。万达版代1993年以独立法人注册，2001年8月又改名万达版权代理中心，转换为事业性质，以争取版权局的政策扶持。北京版代成立于1998年，是唯一一家股份制公司，股东为北京版权保护协会、北京广播电台、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科文国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其中电台与电视台是“友情合作”。 版权代理的性质决定它是一个少而精的机构，中华版代的业务人员也不超过8人，上海版代的业务人员通常在2-3人，人均每年代理量少则60种，多则近百种。北京版代近十人，算是规模较大的了。总经理苏志军说，房租、办公费用等成本是一定的，规模越大，效益就越多。 各代理公司代理的语种，以英、日、法、俄、德、意居多，北京版代还有韩语。港台也是各代理公司业务较大的一块。各公司均有自己可圈点之处。俄罗斯的图书版权90%是通过中华版代进入国内的，公司与俄著作权协会达成协议，代理其所有成员的图书版权。上海版代是美国企鹅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人，并代理海明威全部作品的全球中文版权。万达对台湾刘墉的作品的代理是最多的，刘墉当初就是通过万达进入大陆的。北京版代则独家代理大苹果公司在大陆的版权。一本图书从联系到成交，一般需要一个多月时间，最快时只需一个星期，不顺的时候会拖到两年，用万达版代罗家如的话说，做版权代理对人的心灵有时是一种煎熬。 版权代理需要各方面的积累，知识的积累，经验的积累，客户的积累，还有公司信誉的积累。中华版代作为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版权代理机构，可以说占尽天时地利。据俄东部主任焦广田说，他基本不用做书目介绍，就有很多项目可做，出版社会主动找上门来。上海、万达也有相当的积累，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样书。北京版代起步相对较晚，如何寻找被代理人？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国外公司要给一个代理人资格，至少需要3年，它要考察公司的业绩、可信度。北京版代联合大苹果公司，代理其几千种图书在中国大陆的版权，抄了个近路，把门面撑了起来。有了起步，再做拓展，逐步与更多的国外出版商联系。 国家一直鼓励多品种代理，许多代理公司的经营业务中也写着影视、音像、软件等版权代理，但22家版代真正开展的业务中，基本是以图书为主。万达代理过一些电子图书，但并不多，软件更少，也想涉足游戏软件的代理，苦于一时人力不足。上海版代还有杂志涉外版权代理，图片、电子光盘的版权代理等，目前也是浅层次的涉及。近来中华版代准备代理一些影视作品，由于影视作品标的更高，代理费也会水涨船高。北京版代近来也开始涉足音像、影视、电子出版物及游戏软件等产品的代理。 它们代理的图书种类比较广泛，社科、经济、少儿、科技、教育、文艺类等，无所不包。每年成功代理以中华版代居多，一年合同有200多项，每项合同可能包括许多种图书。北京版代次之，每年成功代理的有400种图书。万达一年有二三百项合同，保守的估计有300多种图书。上海版代每年成交的有二三百种。各种代理的图书中，有的是国外的出版社来寻求代理，也有国内出版社委托找某一种书。一般来说，国内来委托的代理成功率更高。 按照国际惯例，版权代理公司每成功代理一种图书收取版税的10%－15%作为代理税。一般情况下，版权代理公司很难拿到畅销书的版权，加之它们面对的更多是中小规模的出版社，运作能力有限，图书印数一般为5000-10000册，还有的3000-4000册，重印的情况并不多。 显然，仅仅通过图书版权代理盈利并不让人乐观。上海版代副总经理王艳说，代理这一行业的性质决定它的利润比较低，他们的版权代理收入几年前就能够维持平衡，但没有很大的利润。万达也承认，版权代理是微利，它更多的功用是通过版权贸易促进当地出版业的发展，提升当地出版社的水平，像广西师大社、接力社等几家出版社近年来成长迅速，便得益于这些对外合作的开展。 可见，仅仅图书版权代理，做得好也可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，但很难有很大发展。更不要说有些地方版权代理公司业务根本没有开展起来，它们的人员同时身兼地方版权局版权处的职务，拿的是国家公务员的工资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能够保持良好运转的，多实行一主多副，通过市场运作或行政手段，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补充。如中华版代的常务副总经理，同时兼任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，保护中心除了版权代理，还有著作权登记、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、著作权法律服务、著作权鉴定等众多职能。上海版代除了版权代理，还有著作权法定许可稿酬收转，并定期组织一些讲座、研讨活动，一切以促进版权贸易为宗旨。万达也认为，广西新闻出版局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给了它们很大的扶持，没有这些，万达没有今天，广西的出版业也没有今天。 以北京版代为例。公司每年要举办一次版权研讨会，一次北京地区的版权贸易人员培训班，并组团参加国际书展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一方面增加盈利，另一方面增进了与各出版社的沟通。此外，公司还可以对一些好书的版权进行竞价销售，以及一些深层次的代理，并开始涉足影视、软件、光盘的版权代理。去年，一套416卷的《中国本草全书》问世，定价36万元，北京版代作为其版权总代理，收取2.5%的代理费，目标市场为国外收藏者、图书馆、中医药研究机构，目前已经销售几十套。同时，总经理苏志军还兼任北京版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、北京市版权事务所所长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北京分会首席代表。这许多，有市场运作，有的与政府职能也不无牵连。 民营版代：纵向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大浪淘沙，民营出版业总体已经改变了当初剪刀加浆糊的拼凑，一批有素养、有追求的书商脱颖而出。他们改变了散兵游勇作战方式，采取图书工作室和文化公司的方式运作，有的出版码洋已达数亿元。他们人员精干，决策灵活，可以随时根据国家政策或市场情况调整经营方向，并渗透到出版的每一环节。 近年来，欧美文化对华强势涌入，版权贸易多年来逆差不断扩大，呈10：1强，无论从计算机、经管、教育类图书的大量引进，还是《穷爸爸富爸爸》、《哈利·波特》、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的热点畅销，都折射了引进版强劲的生命力。有些书商也将眼光投向这一领域。 像以往一样，书号是他们的致命难题，他们必须与出版社合作。最简单的方式，他们会向出版社寄发一些国外的书目信息，寻求项目合作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些信息出版社也可以直接从国外网站上查到，有实力的出版社会直接与国外进行联系，不必通过这道中介。所以，如果仅仅做版权信息，他们就缺乏存在的必要。纵使出版社通过他们代理，版税的提成也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。 通常情况下，他们会提供更多的服务，除了联系版权，还负责此书前端的翻译、编辑、设计、制作，及后端的宣传与发行。这与以往的协作出版极其相似，只不过是国际组稿罢了。严格来说，这已经不算版权代理，因为按照国家规定，版权代理不能涉及出版，以防造成不公平代理。 总体来说，做这类版权代理的民营工作室还并不多，因“富爸爸”项目成立的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成功运作了“富爸爸”与“奶酪”，但这两本图书的版权仍是出版社联系的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晶工作室。 梁晶本在人大出版社工作，有感于国内的经济学教材很落后，她决心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引入到国内来。1995年，梁晶开始组织翻译和出版国外优秀的经济学著作，1998年正式成立梁晶工作室。工作室主要做两件事：一是引进国外一流的经济学教材，二是邀请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来华讲课。 工作室每年引进30余种图书，主要是经济学教材，与人大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。工作室负责图书的选题、翻译、编辑和制作，至到印刷的前一环节，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尽善尽美。印刷、发行和销售则由人大出版社负责。梁晶并不苛意追求畅销书，认为这样会损害自己的品牌。由于起步早，且专做经济类教材，形成了独特的品牌，许多经济类好书的版权都落在她手里，在竞争中有较强的实力。 也有人称，梁晶工作室就是经济学家俱乐部，几乎每个月都有国外专家来华讲座。不少经济学的泰斗人物，像《经济学》的作者斯蒂格利茨、《经济学原理》的作者曼昆、《电信竞争》的作者拉丰，都被梁晶请到中国做学术报告。这些活动只向学员收取成本费，是赔本做的。有人说，其实这样也能赚钱，梁晶却没有那么做。她并没有按商业属性为工作室定位，也不认为自己在做版权代理，只是觉得自己是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老师，一切都是为了配合教学。但是，失之东隅，得之桑榆，这些活动极好地促进了图书的发行，由于把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请到国内各高校讲座，原本连1万册都不敢印的《经济学原理》，在开机之前订数就达到了6万册，现在已经销售十几万册。 国外联络处：贴身服务 由于近年来中国对国外原版图书与版权的贸易入超，加之看好中国未来出版市场，一些国际大型出版公司开始在中国物色代理人才，以促进公司图书在中国的原版销售与版权输出。由于中国出版并没有对外资放开，国外出版公司不能在国内成立出版社，它们于是采取迂回策略，在国内设立联络处。这种联络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，近几年来更加活跃。 联络处并没有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，按规定不能涉及出版业务。所以，他们不能经手现金流，不能直接与国内出版社签订合同，主要进行版权联络与市场服务。但国外公司与中国进行的版权合作，很大部分是联络处铺好路，国外公司不过履行一道合同的手续。这些联络处不愿公开宣传自己，但在中外版权贸易中充当着活跃的角色，这已经是出版界公开的秘密。 有些联络处的规模已达近十人，并在当地工商局注册，他们的工作通常分为三部分：原版教材的销售、版权的推介与联络、市场服务。它们的办公成本相对较高，但在出版界的影响较大。也有一些联络处只有一个人，平时在家就可以工作，办公成本较低。但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英语教材，利润就相当大。所以，有时候一些个人代理的人均利润率并不比一个公司的利润率低。 他们的目标市场大多比较明确，主要是与自己业务相关且实力较强的大中型出版社合作。像英国DK与日本白杨出版社多与少儿、文艺类出版社联系，培生教育与汤姆森学习则会更多与大学、教育、专业类出版社合作。他们通常不会把版权交给国内的代理公司，但有时会交给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室来运作。也有的国外出版公司只与一家出版社合作，将自己所有版权交由一家出版，并涉及这些引进版图书的编辑与制作。 经过几年的努力，这些联络处已经与国内一些出版社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，并形成了自己的输出策略。相比之下，约翰-威利会把一些优秀的工程类图书握在手里，找一家好的出版社，形成捆绑优势进行出版。而培生教育与麦格劳-希尔的版权更分散些。对于培生教育而言，教材和专业图书通常是按学科分类，逐渐集中与少数几家实力较强的出版社合作，大众图书则尽量加大合作范围。麦格劳－希尔地自己具有优势的每个出版领域，都会找5-6家出版社作为战略合作伙伴。 这些联络处尽其所能地宣传推广自己的图书，除了日常联系版权与参加各种图书博览会，一些教育类出版公司的联络处还参加各高校举行的原版教材巡回展，并在大学举行各种专题讲座，向大学教授推荐书目、寄送样书，听取他们的需求与建议。然后向出版社推荐，进行版权转让或合作出版，并协助出版社作好选题、质量、营销、售前售后的教师支持服务。有的还在一些书店和高校设有自己专门的书架，并在报刊设专栏介绍自己的图书。 通过这些周到的贴身服务，许多联络处取得了较好的市场业绩。培生教育与国内版权贸易产生的码洋已经高达3. 5亿元，仅去年经培生北京联处达成的协议就有740种图书。原版书的引进也连年攀升，近两年的销售额增长均超过40%。自1997年来，约翰-威利的进口图书也上升了80%。据汤姆森学习与汤姆森科技的国内联络处反映，业务增长也相当迅速。 尽管如此，多数代表处的盈利并不很高。一些教育、科技、专业类出版公司的版权联络处，利润主要在于原版教材，但教辅是免费赠送的，制作成本加中途运费，成本也比较高，综合算来，并没有很大利润。有些总公司根本没有从中盈利，它们只扣除要付给作者的版税，余款仍返回到联络处，用于当地市场开拓。因此有人说，他们冲的不是当前的利润，而是发展的前景。中国经济增长很快，眼前的铺垫，正是为了酝酿将来的市常 也有一些国外出版公司直接向中国派驻联络人员，像德国书商协会设立的德国图书中心，日本白杨社的在京联络处。他们参加各地的书展，直接与国内相关出版社进行联系，进行各种版权服务。这些联络处更多是为中国加入WTO考虑的，为中国出版业更多的开放做准备，以期在更大范围内与国内出版社开展合作。 前景看好，道路犹长 在美国，版权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的增长点，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，还是就业与国际贸易中都功不可没。其增长率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的2倍多。1996年开始，版权产业超过汽车、飞机制造、农业等支柱性产业，成为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门类。 可见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，版权产业的兴起，版权代理从中可以大有作为。 在各种形式的版权代理中，国有版权代理公司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的，而民营工作室与国外联络处则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。但有人认为，相比之下，国有版权代理公司前景最不容乐观，主要问题出在体制上。这种体制下效率较低，做多做少与自己经济效益没太大关系，完全靠责任感很难维持下去，也很难留住人才。有的出版社抱怨国有版代一下班就找不着人，服务态度也有待改善。一些版权业务人员也缺乏市场经验，看不准选题，信息也不够及时。国外许多版权代理人员有在出版社版权部工作的经验，有很好的行业了解和业务基矗版权代理应当是自由职业，运作相对自由，不能管得太死。一些个人代理会成长起来，他们比较灵活，没有那么明显的上下班界限，晚上回家都可以做。 也有人认为，一个行业要发展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。像其他经济形式一样，国有私有都需要，是良性的互相促进。虽然也有竞争，但竞争可以促进发展。每一方都有自己的优势资源，更多是互补，不存在谁占了谁的市场，不是人家来抢这块蛋糕，这个蛋糕本来没有做大，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从大的方面讲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不是仅仅靠一两本畅销书完成的，一种持久有序的交流对国家更重要，国有版权代理机构在此无疑有很大的贡献。至于有些地方成立的版权代理公司，平时本没什么业务，某些地方出版社都不会找本省的版权代理机构，而是去找那些成效较好的版权代理公司。这样就没有上行下效的必要。 北京版代总经理苏志军说，国内版权代理起步较晚，目前还不很成熟，没有做好的原因，一是代理公司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，人们对代理公司不信任，出版社对版权代理公司的认识也存在许多误区。第二确实是代理公司本身的工作没有做到位，代理人员的文化水平、外语水平、谈判水平、办事能力与交往能力还不够成熟，经营理念、迫切意识、服务意识都需要完善。但这不是这个职业和机构本身的问题，一个行业有没有前途，首先看它是不是需要，有没有市场，对于版权代理公司而言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中国的版权代理是一个朝阳产业，随着整个世界的进步，人类需要资源共享，社会也要求专业分工，作者要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去创作，出版商的工作就是出版赏心悦目的出版物，代理人就是从中穿针引线的桥梁，通过为作者和出版社提供良好服务，获得其应得的报酬。入世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肯定会更活跃，中外交流更频繁，这为代理公司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背景。新《著作权法》的颁布，也从法律上提供了良好的支持。只要代理公司抓住机遇，把事情做好，是相当有前途的。 更多的出版社表示，专业化的版权代理服务还是需要。现在与国外版权代理的竞争已经摆在眼前，中国版代更了解国内读者、市场，这是优势，关键是有效、有诚信的代理，提高专业含量与代理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。 国有版权代理公司如何实现更好的发展？各种意见归纳起来，主要以下几点： 一、拓展业务范围。不仅代理图书的版权，还要过渡向影视、软件、音像等多种产品的代理；不仅引进国外的版权，还要促进国内版权的输出，把国内的优秀作家与作品的推出去；不仅作为国际间的桥梁，同时代理国内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版权。 二、有效的激励机制。激发人们的积极主动性。同时，也需要事业留人，感情留人。 三、代理效率的提高。包括代理周期的缩短，业务人员素质的提高，及对市场敏锐的把握。 四、人们对版权代理的认同和市场的规范。一些出版社一年也引进不了几本书，没有必要专门设立版权机构，有些工作可以交由代理公司来做。一些版代对出版社的意见是：付款慢，一般要迟后几个月。一些出版社未成交前电话常催，成交后却杳无音讯。 五、国家政策的扶持。有人认为，目前版权代理根本没有形成产业，离开政策支持，代理公司很难做大做强。 政府鼓励：规模经营，全方位代理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指出，加入世贸组织后，版权贸易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情况。我国允许外商、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，进行商标和专利的代理，它们也可能介入版权的代理活动。国家会保留版权贸易的审批权，即成立涉外版权贸易机构须经过审批，但审批的标准和条件是公开透明的，一些具备条件的国外代理机构就可能进来。另外，一些未经国家版权局批准、也未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版权代理个体户，还会持续增加。 所以，版权代理公司要走规模经营的道路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、有一定规模的版权代理公司，全方位地开展版权代理。既可以代理图书版权交易，也可以做广播电视节目、电影、软件等一切相关项目的版权代理。缺乏得力的人才，体制不灵活，机制问题没有解决，是现有的版权代理公司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。加入世贸后，对于我国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版权贸易体制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有志于从事版权代理活动的，要抓住这个机遇，无论国营还是私企，谁能把中国的版权代理事业干起来，政府就支持谁。 (文章来源《海外出版》）